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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的第一部无线电台

在中国军事博物馆《土地革命战争馆》中,陈列着一部看似简陋的收报机,这是中国工农红军的第一部电台.正是以这部电台的使用为起点,红军逐步开拓了自己的无线电通信事业.……

文物:红军的第一部电台

级别:国家一级文物

规格:长40厘米,宽27厘米,高31厘米,属电子管收报机,功率15瓦。

来源:从国民党部队缴获

1930年12月30日,红一方面军在第一次反“围剿”的龙冈战斗中,一举全歼国民党军第18师张辉瓒的第52、53旅,缴获了敌师部中一部灯座为弹簧式的15瓦无线电台。但电台的发报机已坏,而收报机和充电机则完好无损。实际上这只是半部电台,只能收不能发,但它却成为红一方面军最早的电台。

红军利用这台收报机抄收国内外新闻,监听敌人动向,开始了红军无线电技术侦查工作,结束了红军没有无线电通信的历史。1931年春,毛泽东、朱德决定成立无线电队,之后逐步建立起具有完整功能的无线电通信体系。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这部电台也跟随着走上了长征路,一直到达陕北。红军通信保障和情报侦查工作为四渡赤水等战斗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上世纪50年代,原总参通讯兵部建陈列馆,王铮嘱咐工作人员将这个电台送到展览馆。1959年,军事博物馆建馆,根据原总政治部要求,总参通讯兵部将这部电台移交给军博。后来,为了总参通讯兵部展览所需,王诤亲自按照这部电台的原型,重新仿制了一部,放在了通讯兵部展览室中。

1941年1月,《通信战士》创刊一周年的时候,毛主席给王诤等人题词:“你们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

毛泽东、朱德亲自动员王诤等人参加红军

1930年以后,红军的作战形式由游击战过渡到以运动战为主,为了便于组织各地区部队配合行动,便产生了使用无线电通信的要求。1930年9月,彭德怀部队打长沙时,与黄公略部队只隔一条铁路,但相互不能通信。从那时起,红军就感到非要建立无线电通信不可。在第一次反“围剿”时,总部就命令所有部队在战争中必须把缴获的无线电台和俘获的无线电人员一律保留下来。1931年1月2日,王诤等人被送到总部。

1931年1月4日,毛泽东、朱德于龙冈小布(红军总部驻地)一个祠堂里,亲切接见了王诤、刘寅等人,欢迎他们加入红军,鼓励他们把掌握的无线电技术“用来为工人、农民服务”,希望他们“为红军建立无线电通信努力工作。”王诤回忆说:“开始工作后,朱总司令几乎每晚都要来和我们谈话,讲述革命道理和当前形势。”刘寅回忆说:“我们刚开始工作,朱总司令几乎每天吃过晚饭都要到电台来,一是来听听新闻,再就是对我们进行思想教育。他总是那样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来时还要带上一包麻雀牌香烟给电台吸烟的同志。朱总司令对我们这些刚刚解放过来的技术人员这样的关怀,循循善诱,使我们深受感动,极大地激发了我们的工作热情。”

通过毛泽东、朱德亲自做工作,王诤、刘寅等10人愿意留下来为红军建立无线电通信尽心工作。王诤成为我军建立的第一个无线电队的队长,是我军无线电通信事业的开创者。毛泽东评价王诤“通信事业的开山鼻祖”,李先念为王诤题词“半部电台起家,一生征战为民”。

为了体现对他们的重视和关怀,毛泽东指示有关负责人在生活上给予他们特殊待遇,每人每月发30至50块大洋,当时红军官兵一个月的月饷平均在十几块大洋左右,可见,通信人员的待遇远远超出了红军官兵的生活水准。


王诤(左)、王子纲(中)、刘寅(右)

半部电台在第二次反“围剿”中立大功

1931年4月上旬,也就在王诤等人参加红军刚四个月,蒋介石调集20万大军,兵分四路向中央苏区发动围剿。敌人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紧缩包围”的战略,对此,毛泽东总政委采取了拣弱的打、各个击破、运动中消灭敌人的积极防御作战方针,计划先打富田地区的王金钰的第五路军。于是,红军秘密开到东固、龙冈、上固地区隐蔽集结待机,处在距敌蔡廷锴部40余里、距郭华宗部10余里的危险地带。这时,王诤带领无线电队利用半部电台(因这部电台的发报机已坏,只能收不能发)进行日夜不间断地监听、捕捉敌电台信息。

等了20余日,仍不见驻富田的王金钰部从固守的碉堡中出来。朱德总司令和毛泽东总政委正为敌人究竟什么时候出来,到哪个方向去,我军应在哪里设伏击圈等等情况焦急万分的时候,王诤于5月12日18时,利用这半部收报机侦收到敌驻富田的王金钰所属28师公秉潘电台发给该师驻留守处的一份重要情报,内容是:“我们现在住富田,明晨出发”。敌留守处问:“到哪里去?”敌师部电台回答:“向东固去”……

在敌人夹缝里隐藏20多天,寻不着战机的朱德总司令和毛泽东总政委,看到王诤送来的重要情报后,十分高兴,立即下达了“零时起床,一点吃饭完毕,一点半集合、出发,务于拂晓前占领东固一代有利地形,待机歼敌”的命令。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经过一昼夜的激战,歼灭敌第28师全部和敌第47师一个旅的大部,同时还缴获了国民党军的一台100瓦的完整大电台,俘获敌第28师的全体无线电人员,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首战胜利。

在整个第二次反“围剿”战役中,朱德总司令和毛泽东总政委都是从王诤等同志侦收的敌人各部队间来往电报中,掌握敌人行动的,侦收的情报成为下定作战决心的主要依据。

最终红军以极小的损失,作战15天,横扫七百里,取得5战5胜,歼敌3万余人,缴枪2万余支的辉煌战绩。这部电台的功绩可谓功勋卓著。苏区军民集会欢庆胜利时,毛泽东表扬了王诤,说:“我们工农红军也有了千里眼、顺风耳,这是克敌制胜的一大法宝呢!”毛泽东还特地请王诤上主席台前,让红军指战员们认一认。全场掌声雷动,此起彼伏。

电影《永不消失的电波》主角原型李白生前使用的电台。

长征中红军电台应用不一

中央红军在长征出发前,共有17部电台,长征时,留给刘伯坚、项英和江西军区3部,剩下14部都带着参加了长征。其中,这半部电台就在这14部之中,而且应该已经是完整的收发报机了。因为第四次反“围剿后”,苏区建立了通信材料厂,因此具备了维修装配能力。王诤在回忆录写道:“通信材料厂主要工作是利用已有零件(宁都起义带来的材料)装配机器……中央红军长征时,电台运输队有200余人,器材零件有100多担,到陕北时,只剩1担了。”

中央红军由于电台较多,军委和各军团前后卫均有电台,协调联络均很通畅。尽管有了这些“顺风耳”和“千里眼”,可是,因指挥者的不同,作用发挥的可是大相径庭。博古、李德指挥红军时,也是这些电台,却连连遭受失败,五次反“围剿”的失利致使红军失去中央苏区,湘江战役几乎差一点全军覆灭。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领导人一换,这些电台就真似“顺风耳”“千里眼”一样了,红军进退自如,把敌人调动的团团转。

红四方面军长征时只有几部电台,无线通信力量较中央红军相差不少。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调了几部电台给红四方面军,后来红5军团、红9军团又带了部分电台到红四方面军。中央红军北上时,只剩下5部电台,而且都是功率不大的机器,到达陕北同15军团会合后,两军共有电台8部,配属在前方总指挥部1部,后方总部2部,新闻台1部,红1军团2部,红15军团两部。

红二方面军在红二、六军团会合时,只有2部电台,在湘鄂川黔时期,先后缴获5部电台,长征到达甘肃天水附近,又缴获1部15瓦电台。

1955年王诤被授予中将军衔。

我军通信事业的开山鼻祖

王诤,1909年5月16日出生于江苏武进县。1928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通信科,1930年12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次反围剿和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他是毛主席、朱总司令亲自任命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个无线电台的队长,继而出任红军无线电大队大队长、红军无线电总队总队长、军委总司令部第四局(通信联络局)局长等。解放后,历任中央军委第三局局长(后改为通信部部长)兼国家电信总局局长,邮电部党组书记、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主任兼军事电子科学研究院院长,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长,第四机械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参谋部四部部长等。1955年授中将军衔。他也是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七、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十、十一届中央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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